内容摘要
闽南文化是在中原人民不断移民闽南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移民文化。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离不开闽南人在台湾的移民和开发。中原文化进入台湾，是经由福建二度传播的。闽南文化在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就已经随着闽南人的不断迁徙而向海外传播了，台湾的闽南文化正是通过闽南人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移民台湾传播开来的。宋元时期闽南人零星入台，闽南文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并不明显。明清以来随着闽南人大规模移民台湾的几次热潮，闽南文化在台湾迅速传播，台湾社会逐渐形成以闽南人为主体的汉族社会，闽南文化也自然成为台湾的大众文化。今天的台湾文化是历史上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延展，闽南文化对争取台湾民心，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闽南文化；闽南人；移民；台湾；文化传播
去过台湾的人常常说，台湾“无处不中国，无处不闽南”，有人还把台湾称作“第二个闽南”，这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台湾人的祖籍以闽南为主，“十个台湾人中，祖籍福建的就有七八个”。闽南语在台湾十分通行，台湾的民俗风情、民间信仰、民间文艺、歌曲戏剧、建筑风格、乃至饮食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闽南极为相似，一首《爱拼才会赢》更是两岸乃至海外闽南人传唱的经典闽南语歌曲。以至于闽南和台湾两地的文化被称为“闽台区域文化”。[1]在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社会就是闽南社会的翻版。台湾海峡天然把台湾和闽南隔开，为什么两地竟会如此相似？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闽南文化进行追根溯源。
一、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大概指“以闽南方言为外在特征的世界各地闽南人，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思维意识、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区域性文化。”[2]第三届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由陈耕等人执笔的《闽南文化现状与发展初探》一文，将闽南文化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闽南文化孕育于晋至唐、五代；成熟于五代末至宋初，南宋时到达鼎盛；元代开始走向衰退；明清时期大规模播迁；至近代向现代化转型。并认为“闽南文化的历程，是一部中原汉族开发闽南、台湾、南洋的移民史”。[3]汤彰平对这五个阶段的划分方法做了部分修正，他认为闽南文化“孕育期之后即是成熟期，似乎过于简单。而将形成期推至五代，又晚了一些”，“闽南文化……在唐代已经形成，它的奠基者即为唐初率领中原移民入闽的陈政、陈元光父子。”[4]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闽南文化是在中原人民不断移民闽南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移民文化。它主要衍生于晋、唐中原地区传播来的河洛文化[5]，并同闽越海洋文化相碰撞、融合，之后又兼收并蓄地吸收了部分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从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内涵丰富的地域文化。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闽南人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含了闽南方言、民间信仰、民俗习惯、文学艺术、建筑风格等各个方面。数百年来，以闽南人为主体的大陆居民不断迁往台湾，闽南文化在台湾逐渐扩散开来，才形成了今天台湾社会中繁荣的闽南文化。
二、闽南人移民台湾
葛剑雄在《简明中国移民史》指出，“我们对移民的界定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6]刘登翰认为：“移民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媒介与动力，在迁移扩散中起了主导作用。”[7]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离不开闽南人在台湾的移民和开发。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优势文化的扩散原理，即较先进地区的文化往往会向较落后地区辐射和传播。唐宋以来经济重心不断南移，福建地区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台湾到明朝后期才开始得到较大开发。因而，首先是中原文化向相对落后的福建地区辐射和延伸，促进了福建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接着，包括闽南文化在内的闽文化又向发展相对迟缓的台湾地区传播，促进了台湾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原文化进入台湾，是经由福建二度传播的。闽南文化在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就已经随着闽南人的不断迁徙而向海外传播了，台湾的闽南文化正是通过闽南人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移民台湾才传播开来的。
（一）宋元时期闽南人零星入台
福建和台湾仅一水之隔，早在远古时期两岸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了。初期的大陆移民迁徙台湾往往以澎湖为跳板。宋元时期，福建泉州港兴起，海外贸易兴盛，大陆移民东渡台湾更加便利，尤其是闽南人利用靠近台湾的地理优势，移民澎湖列岛和台湾，促进了澎湖和台湾的初步开发。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就派遣军民屯戍澎湖列岛。周必大《汪大猷神道碑》云：“乾道七年……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8]汪大猷口中的“邦人”其实就是泉州人，“平湖”即澎湖。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已有闽南人移居澎湖，并且开始耕种了。宋人赵汝适在《诸番志》中提到“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说明在宋代时，澎湖已经归福建晋江县管辖了。另根据何乔远《闽书》引《宋志》记载：“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多数十艘，为泉外府。”[9]说明这时从泉州移居澎湖的闽南人逐渐增多，澎湖才一度被称为 “泉州外府”。元时更进一步在澎湖设置巡检司，隶属于泉州路的晋江县。当时已有泉州人在澎湖定居，据亲历澎湖、台湾的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澎湖条云：“岛分三十有六，巨蜥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爇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滋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10]
随着澎湖的开发，大陆移民开始向台湾本岛移民开拓。连横在《台湾通史》明确记载：“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振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11]为了躲避战乱和更好地生存下去，一些闽南人携带整个家族移居台湾。目前见诸谱牒最早移民台湾的要属南宋福建德化的苏氏家族。《德化使星坊南市苏姓族谱》有苏氏七世孙苏钦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所作序言：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龙溪、台湾，散居各处”。[12]该序作于南宋初年，苏氏族人分居台湾的时间，可以推溯至北宋末年甚至更早。当时泉州已经设立市舶司，并成为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使得海峡两岸的联系更为密切，所以当时应该还有像苏氏这样移居台湾的家族。
在一些闽南族谱中（如《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南安丰州陈氏族谱》）也有元代族人迁台的记载。[13]从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来看元代台湾的情况：“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旸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俗与澎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为衫。煮海水为盐，酿蔗浆为酒，知番主酋长之尊，有父子骨肉之义，他国之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竿，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麂皮。”[14]从汪大渊的登山望海活动可以看出，他对台湾的地理还是比较熟悉的，当时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如果没有早已熟悉当地环境的汉人做陪伴引导，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澎湖已得到较大的开发又有民居，闽南人以澎湖为跳板移居到台湾也不是不可能的。随着闽南人零星地移民台湾，闽南文化也开始零星地散播。
（二）明清以来闽南人大规模移民台湾的几次热潮
宋元时期移民台湾的闽南人毕竟是少数，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限于以澎湖为中心的台湾外岛，对台湾本岛的开发则是少之又少，因而闽南文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并不明显。闽南文化真正得到大范围传播，并对台湾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要归功于明清以来几次大规模的移民热潮。
第一次移民热潮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8年)。天启元年，以福建漳州人颜思齐和泉州人郑芝龙为首的海上武装集团由日本南下，以台湾北港为中心，“辟田土，建部落，以镇抚土番”[15]，不断向周围发展势力，由于他们声势浩大，不少漳州、泉州同乡前来渡海投奔，先后“凡三千余人”[16]。天启五年，颜思齐死，郑芝龙为首领，当时福建省闹饥荒，郑芝龙率众打劫粮船，不少闽南饥民前来投奔。崇祯初年，闽地大旱，饿殍遍地，郑芝龙经过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批准，在台湾招抚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发舍，开垦荒土为田”。[17]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陆民众有组织地向台湾的移民，同时也是闽南人移民台湾的第一次热潮。他们把大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台湾，帮助台湾原住民发展生产，促进了台湾早期的开发，闽南文化也从这些地区开始传播。
第二次移民热潮发生在荷兰占据台湾时期（1624-166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和生产更多的蔗糖以供出口，曾诱使和吸引大量沿海农民迁台开垦荒地,从事蔗糖和稻米的生产。再加上1646年清兵入闽造成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向澎湖和台湾移民，这就掀起了闽南人移民台湾的第二次热潮。这一时期，台湾汉人的增长速度很快，据学者杨彦杰统计分析，认为：“大致在1640年代初期，台湾的汉族移民未上万人。1646年清兵入闽以后就迅速发展了：1647年约为13000余人，50年代初期将近2万人，中期2万人，60年代已达到35000人。也就是说，在清兵入闽以后短短十几年间，台湾汉族人口比以前翻了两番。”[18]迁台的汉人有大批的闽南人，他们在促进台湾稻米和蔗糖生产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去了自己的文化，使闽南文化得到传播。
第三次移民热潮发生在明郑时期（1661-1683）。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军东渡台湾海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从此台湾进入了郑氏移民时代。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以军队移民为主体。郑成功抗清根据地以闽南地区为中心，因此兵源以闽南人为主。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立即下令官兵眷属一并移民台湾，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鼓励屯田垦荒。到郑经时，继续推行迁移家眷入台的政策。至于郑成功究竟带去了多少军队和家眷赴台，施琅在《尽陈所见疏》中提到：“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带去水陆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为伍操戈者不满二万，又康熙三年间郑经复带去伪官兵并眷口约有六、七千，为伍操戈者不过四千。”[19]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建立政权后，清政府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严禁下海。清朝的迁界政策给沿海居民带来了灾难，导致沿海百姓流离失所。郑成功则乘机大量招徕受到影响的沿海居民，于是大量无家可归、无业可营的难民、流民不顾禁令，纷纷越界潜逃，归附郑氏。沈云在《台湾郑氏始末》中记载这一情况：“夏五月，……招沿海居民之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内地。”[20]这一时期，有大量闽南人东渡台湾，形成闽南人移民台湾的第三次热潮。在大陆移民和台湾原住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郑氏三代20多年的经营，台湾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汉族社会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开始在台湾确立，闽南文化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第四次移民热潮发生在“闽台合治”时期（1684-1885）。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收复台湾，大陆和台湾实现了统一。一年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立台湾府，由福建省进行管理。台湾重开海禁后，成千上万的沿海居民通过各种途径移民台湾，渡台人数的激增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又开始实行海禁。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沿海移民的渡台管理时紧时松，于是许许多多的闽南人冒险渡台，开始了闽南人长达200年的偷渡期。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造成持续性移民现象的基本原因可能是被迫的，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样，移民迁移的动机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总体来说，闽南人移民台湾的主要原因是闽南地区田少山多，人稠地狭，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台湾仍有大片荒地亟待开发，经过郑氏三代的经营，恶劣的自然条件得到改善，也不乏富饶之区。另外，台湾汉人社会还未完全定型，所收赋税也较内地为轻。在拉力与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再加上闽南人固有的冒险开拓精神[21]，就促使闽南人持续不断地移民台湾。据学者估算，1683年台湾人口为12万；到1762年增长到73万；1782年达到100万；1811年又增至194万。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40年，则增长到250万；到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台湾人口已达到300万。[22]移民中有大量的闽南人，这就形成历史上闽南人移民台湾的第四次热潮，闽南文化也在台湾全岛广为传播。到1860年以后，台湾“在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更加接近闽粤社会，而在经济方面和大陆的关系则有所削弱，台湾居民日益扎根在台湾当地”，台湾社会在“双向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型。[23]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台湾由此进入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1895-1945），闽台两地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因此闽南人移民台湾的进程也基本终止了，甚至台湾的一些爱国同胞不愿做亡国奴而迁回大陆。即便如此，台湾的闽南人在台湾总人口中仍占了大多数，仅来自泉州、漳州两地的闽南人就占了台湾总人口的八成。[24]《中国移民史》解释这种现象认为：“各类移民人口的多少实与各地距离台湾的远近有关，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是大陆渡台的主要港口，迁入的人口最多。在泉州府各县中，又以厦门港所在的同安县迁人人口为最多，次则安溪、晋江等县。泉州之外，次则漳州。”[25]不管怎样，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以闽南人为主体的汉族社会，闽南文化也自然成为台湾的大众文化。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台湾回归后，闽南人再次兴起移民台湾的热潮。据《中国人口·台湾分册》统计：1945年光复台湾至1956年，福建迁台人口共79,028人(未包括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中福建籍军人)，仅次于浙江迁台的85,181人。其中1945-1947三年中，福建迁台人数占大陆迁台人数的37%-45%，1947年福建迁台12,814人，1948年迁台17,443人。1945-1948年，每年福建迁台人数均居大陆各省迁台人数之首。据统计，1956年台湾省籍8,379,920名居民中，祖籍福建者6,913,631人，占82.50%。[26]1949年国民党溃败台湾，总共有100多万党政军人员和家属迁台。根据上述数据推测，闽南人迁台的自不在少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闽南人移民台湾的第五次热潮，闽南文化在台湾又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然而，随着两岸的长期对峙，闽南人移民台湾的进程又再次终止了。
三、结语
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通过移民把优秀的闽南文化带到台湾，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尽管闽南文化在台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过曲折，比如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竭力推行“皇民化”教育的同化政策，妄想灭绝包括闽南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的同时，却把闽南文化视为低俗文化，对闽南文化实行歧视甚至打压的文化政策，但闽南文化都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台湾的闽南文化也有一个本土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但台湾文化更多的是保留了闽南文化的共性和特点。
今天的台湾文化是历史上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延展，闽南语是台湾最通行的语言；闽南地区的海神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民间信仰在台湾也很盛行；闽南地区习惯的宗族聚居、祭祀祖先和神灵、进行宗族议事、族人宴饮等各种宗族活动，台湾各地也是如此；闽南地区流行的梨园戏、歌仔戏、木偶戏、南音传到台湾后，也深为台湾同胞喜爱；闽南地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也深刻影响着台湾人民。无论是在台湾的城市抑或乡村，只要有闽南籍台湾同胞在的地方，无不能感受到闽南文化浓厚的气息。正如台湾学者黄清源所言：“台湾文化缘自闽南，闽南文化植在台湾。”[27]闽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闽南文化对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两地同胞同根同祖的感情意识，争取台湾民心，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周龙飞（1991—），男，河北石家庄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文化史。 本文已发表在《书屋》2017年第5期，转载请联系授权。
注释
[1] 参见杨彦杰：《闽南移民与闽台区域文化》，《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由于闽台区域文化不只是闽南文化，还包含其他文化，应该用“闽南人文化”或“下南人文化”的概念来替代。参见石奕龙：《闽南文化、闽南人文化、下南人文化的辨识》，《东南学术》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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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华东：《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3] 参见陈耕等：《闽南文化现状与发展初探》，第三届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福建漳州，2005年。
[4] 汤彰平：《对闽南文化形成期的几点看法》，《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5] 刘福兴：《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之比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6] 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7] 刘登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8] 周必大：《文忠集》卷67，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71页。
[9] 何乔远：《闽书》卷7，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10]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澎湖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页。
[11] 连横：《台湾通史》卷1，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2] 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8页。
[13] 见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代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页。
[14]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琉球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17页。
[15] 连横：《台湾通史》卷1，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6] 连横：《台湾通史》卷8，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17] 黄宗羲：《赐姓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页。
[18] 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19]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页。
[20] 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卷4，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第52页。
[21] 参见陈支平：《闽南文化的历史构成及其基本特质》，《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22] 参见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23] 参见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86、87页。
[24] 据1926年日本人在台湾所作的人口调查，当时在台湾的3,751,600个居民中，属于福建省籍的有3,116,400人，约占总数的83.1%；属于广东省籍的586,300人，约占15.6%。而在福建省籍人口中，来自泉州府的共计1,681,400人，来自漳州府的1,319,500人，两者分别约占台湾总人口数的44.8%和35.2%。见杨彦杰：《闽南移民与闽台区域文化》，《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引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编：《台湾在籍汉民乡贯别调查》表一，台湾时报发行所印行。
[25]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2页。
[26] 陈永山、陈碧笙主编：《中国人口·台湾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70、171页。
[27] 黄清源：《泉南文化缘启》，《泉南文化》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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