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夏日午后，即2024年8月18日，上海有幸迎来了两位文化界的璀璨明星——北京大学的高峰枫教授与知名书评人刘铮先生。他们围绕各自的新书展开了一场主题为“书的命运与书的馈赠”的精彩对话。这场对话不仅是对他们新书的推广，更是对阅读、书籍和辨伪的一次深度探索。
高峰枫教授的新书名为《书自有命》，这本书名背后的故事颇为有趣。原来，高峰枫教授在为自己的新书命名时曾陷入困境。幸运的是，他的好友王丁老师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灵感。王丁老师借鉴了德国汉学家福克司的一句拉丁文成语“Habent sua fata libelli”，将其巧妙地翻译为“书自有命”。在得到王丁老师的授权后，高峰枫教授欣然采用了这个译名作为新书的标题。这个书名不仅贴切地概括了书中的八篇文章主题，还凸显了书籍自身的命运与故事。
刘铮先生的新书名为《西书东藏：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谈及书名背后的故事，刘铮先生感慨万千。他在《文汇报》的副刊《笔会》上开设了一个专栏，记录了自己读西文书的点滴感悟。这些文章经过增补整理后，收录在这本新书中。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章背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年前。刘铮先生一直对书籍的物理存在怀有浓厚兴趣，尤其是那些中国近现代名人的外文藏书。这本书收录了他所购买的三十七位名人收藏过的书籍，这些书籍都经历了漫长的旅程，从海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波折的命运和意想不到的奇遇。
在这场对话中，两位嘉宾还深入探讨了关于理论的问题。高峰枫教授分享了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看法，他认为在七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学理论繁荣多样，各种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但在实践中，他发现纯粹的理论探讨往往过于虚浮，缺乏共同的平台和坚实的基础来进行有效的论证。这也引发了关于实践与理论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
时代的变迁总是催生新的理论，每过四五年，总有一些人凭借新理论崭露头角，获得教职、出版书籍并赢得社会声誉。这些新理论也如流星般短暂，每过四五年便可能遭受质疑和批判。尽管有些理论最终未能站稳脚跟，但那些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学者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基金申请和书籍出版依旧顺利。
这种局面让我对过度关注理论的价值产生了一些疑虑。在我看来，过度强调理论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傲慢的态度，仿佛掌握了理论就掌握了制高点。但实际上，许多过于热衷理论的人往往无法清晰阐述具体事务。他们可能更偏爱理论研究，甚至可能轻视实证研究或历史研究。但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兴趣或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确实缺乏进行实证研究所需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因为实证研究需要对材料有深度的综合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需要对整体有全面的把握。这些能力往往被轻视，但实际上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将复杂事物的方方面面周到而富有深度地阐述清楚，远比简单地运用几个抽象概念更具挑战性。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西方古代和早期。我倾向于寻找那些既需要阅读文本又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课题。以我对西方古代书籍制度的研究为例，大约在2009年前后，我开始翻译《册子本起源考》一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西方古代的书籍制度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公元四世纪之前，西方主要使用的是卷子本，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卷轴，主要由埃及纸草制成。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书籍形制——册子本，这是通过将多页纸草叠放、对折并装订而成的。这一变革为西方图书制度带来了巨大影响，也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图书形态奠定了基础。
书籍制度的变革对西方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改变了书籍的外观，也引发了图书流传、抄写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如今，我们对图书的理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电子图书是最新的书籍形态。相较于抽象地研究各种理论，我更倾向于研究书籍制度本身。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更加实际、有价值，更能让我有所收获。我在新书的前言中引用了王阳明的话：“人须在事上磨。”我赞同这一观点，并倡导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学术研究。我们应该从具体的事物和问题入手，避免空洞的理论讨论。对事物本身的深入探索会使人更加强健和谦虚，而过度依赖理论则可能使人变得虚浮和傲慢。
在新书的前言中，我还提到了与宋希於和责任编辑肖海鸥老师的合作经历。他们鼓励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并最终催生出前言中的这些文字。我认识到研究具体的课题比研究抽象的道理更有意义。我并不否认有些人具备高超的抽象思维能力，但这样的人才非常稀少。市场上那些喜欢空谈理论的人，我怀疑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谈论具体事物的能力。我的研究重点是实证研究，通过具体的事例来阐述观点。在新书中，我不仅探讨了册子本的起源，还分析了十九世纪近东挖掘出的古代亚述文物对西方历史观、圣经解读和帝国思考的影响。包括最后一篇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也都是与书籍实物的流传有关。
至于对中国文化名家的西文藏书实证研究方面，我主要关注近代以来境内流传的西文书的研究空白领域。晚清以来中国开始接触西学的过程中阅读史的研究正在兴起但尚未完善从纸面到纸面的研究方式过于单一我尝试通过展示具体的书籍物理存在和这些书籍的经历来拓宽研究视野例如在我的书中提到的西文书的购买地点是可追溯的比如有些书是在哈佛购买的这为我们考察他们的书籍购买和阅读历史提供了具体的物理证据作为参考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这些书籍的这也是我在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收获之一
我也有自己的私心。作为一个深爱阅读的人，我总是好奇那些杰出的阅读者们是如何沉浸在书海中的，他们阅读秘密背后的热情让我为之着迷。通过实物的观察和考察，我们可以一窥他们的阅读风貌。例如，我所描述的周一良博士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曾读过一本厚重的语言学著作，书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页面都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划线，每次看到这本书，我都深受震撼。周一良的专注和投入让我看到了真正的读书人应有的态度。他的藏书，《周一良全集》中并未提及某本书，或许那本书对他而言并非必读经典，但从他留下的批注和痕迹，我们可以推断他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对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前辈阅读者们的努力和投入，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激励和启发。每当看到周一良的藏书，我都会想象他在书页前的专注，每一道划线、每一个批注都是他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对于他如何在阅读上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深感好奇并带着敬意。
周一良的藏书中有一本书的空白页上有他购买的题记：“甘九年二月十二日买于哈佛合作社”。这本书上的划线和批注是他阅读痕迹的直接证据。通过观察和解读这些痕迹，我们可以了解他是如何与书对话、如何从书中汲取知识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仿佛我在扮演侦探的角色，探寻真实的阅读状态，将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起来，理解一本书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影响和价值。
对于文化名人是否真的阅读了他们所购买的每一本书这一问题，我也深感兴趣。在《西书东藏》中，我以赵萝蕤为例展示了如何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赵萝蕤是两本著名翻译家的夫人，她的藏书中有一些并未被裁开阅读，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推测她是否真正深入阅读了那些书。同样，我也通过收集徐志摩的藏书碎片，探寻他真实的阅读状态。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名人如何对待他们的藏书，看到他们对书的情感以及书的多舛命运。
书的漂泊也是《西书东藏》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用事实说话，让书本身发出声音，相比于仅仅从纸面到纸面的研究更为可靠。特别是在实体书到电子书的革命中，了解书的历史变迁对于理解阅读的重要性至关重要。每一次物理形态的转变都伴随着一些书的消失，这对了解过去人们的阅读方式造成了困难。因此我想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讲述这些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也是我的一点使命感。
关于辨伪的话题高峰枫老师提到了西方历史上几个著名的伪作以及它们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于怀有特定目的制作赝品的行为我深表反感。这种行为不仅欺骗了消费者还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擦亮眼睛识别真伪还原历史的真相。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获取知识更是在与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心灵的印记都承载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用心去体会去感受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一直以来，总有人出于欺骗和谋利的目的，故意玩弄、污蔑、陷害他人，以看别人出丑为乐。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作伪”，更多指的是带着恶意目的去伪造文物或文书。
我对作伪和辨伪的事情深感兴趣。辨伪犹如侦探工作，全面考察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一般书斋型学者或理论家难以胜任此项工作。若要证明某物为伪作，需要全面知识作为辨识的基石。比如，当有人拿出所谓的古代书稿，声称是某位名人所写，辨伪者不仅要熟悉文献内容，更要了解纸张、墨水、书写工艺等细节。若是印刷体，还需探究印刷来源，字母形态也可能有所不同。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能力考验。
我著作中有三篇文章与辨伪相关。其中两篇讲述了轰动的所谓《之妻福音书》事件。此伪作是由一位精通科普特文的骗子制造，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伪造出看似古老的文献。这位骗子了解美国学界的学术风气，并知道某些人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早期教会所取得的成果。于是，他利用这些知识，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伪作，误导了包括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凯伦·金教授在内的众多学者。
事件曝光后，各界发现诸多问题，学者、记者、民间爱好者纷纷参与讨论，最终由调查记者埃瑞尔·萨巴尔彻底澄清事实。虽然文物可以伪造，但其发现、购买、流传的历史无法伪造。萨巴尔经过深入研究，发现骗子无法说明文物的来源，所提供的证据也是假的。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比一些玄虚的理论讨论更有意义。
这个骗子简直是个学术行家，对学术动态把握得非常准确。他知道人们需要什么，就造什么。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美国研究早期宗教的学术界存在一些混乱。盲目地将现代文化批评观念带入古代研究，为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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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冷战时期的肖斯塔科维奇。所罗门·伏尔科夫采访了肖斯塔科维奇，其采访记录被美国大出版社迅速推出英译本并引起轰动。然而专业人士对其真实性存疑。虽然这本书可能捕捉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些情绪和意见，但难以作为完全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学者要求伏尔科夫出示原始速记稿以验证内容的真实性，但伏尔科夫的回答充满扑朔迷离的色彩，类似于骗子的伎俩。这两个例子都展示了辨伪工作的激动人心之处，就像破案一样。辨伪工作是当代史研究中一项充满魅力与挑战的任务，它要求研究者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还要洞察人心世情，体察时代风潮。刘铮老师对辨伪工作有着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在研究签名本和藏书者给予书籍形态的改变时，辨伪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刘老师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作伪历史更为悠久，艺术史与伪作现象紧密相连。尽管有一些学者如徐小虎女士在辨伪工作中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区分真伪仍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文物领域，书籍的作伪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书籍的价值较低。随着人们对文物的热情空前高涨，每个文物品类都出现了作伪现象，甚至连石刻都无法幸免。
刘老师讲述了一个关于吉备真备所书李训墓志的争论，指出辨伪工作的复杂性，即使长期浸淫在一个领域里的人也可能出错。他举了一个例子，旧书网站上出现了盖着冯友兰和叶恭绰印章的外文书，作伪者巧妙地利用了名家印章的知名度，制造出具有高度隐蔽性的伪物。这种伪物对于不熟悉旧书市场的人来说极具迷惑性。刘老师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熟悉旧书市场的眼光，才能识别出这些伪物。
刘老师还分享了自己购买伪作的经历，强调了辨伪工作的重要性。他提醒收藏爱好者们要保持警惕，没有什么是不可错过的收藏品。收藏永远都有下一个好东西在等待。刘老师也强调了收藏过程中的心态调整，不要因为对某件物品过于执着而忽略其真伪问题。他的经验和故事不仅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警示，也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面对收藏中的不确定与疑惑，最好的方式是放下心中的忐忑，忽略那些难以捉摸的疑虑。每一位收藏家，都曾遭遇过“打过眼”的经历，购买过不对的东西。谨慎的态度是避免失误的关键。
在收藏的世界中，我会对定价过高、名声响亮的东西保持警惕。有些物品一眼就能识破其虚假，然而还有一些则隐藏在两可之间。例如，一个人的字迹在一生中会有很大的变化。以钱锺书先生为例，他的晚年字迹为我们所熟知，但他早年曾模仿郑孝胥的笔法，与晚期字迹差异显著。没有经验的人可能会误认为这是两个人的字迹，但实际上都是钱锺书一人所写。我们需要积累这种经验，以便更好地识别真伪。
我的新书中讲述的许多书籍，都是卖家未意识到曾为名人的旧藏，将其当作普通书籍出售，而我以其独特的眼光发现并收购。这种情况下的伪作可能性较低，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在收藏过程中，我使用相对合理的价格作为判断作伪动机的标准。如果一个物品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出售，通常不会是作伪的。在我的收藏生涯中，这种方法帮助避免了某些伪作，但也不敢保证书中的内容百分之百无误，欢迎读者提出指正。
辨伪是收藏过程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在书斋中，坐在扶手椅上，只有辨伪时才能感受到扮演侦探的乐趣。关于刘铮老师对钱锺书先生藏书的深入研究，令人印象深刻。钱锺书的藏书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不仅包含他的著作、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手稿集，还有一些实物，这些实物是他阅读、批注过的，这部分内容尚未被深入研究。这些实物对于我们了解钱锺书的阅读史和治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些实物与他后来的文章和笔记相呼应，而还有一些则是首次发现，相当于在富矿之外找到的零散的宝石。如果没有这些实物，我们可能无法了解这段历史。刘铮老师对于发现这些实物的收获感到自豪。
提及钱锺书的旧藏书籍，一个难以获得的原因是他书写的字迹较为潦草。有时他的字迹带有强烈的个人特征，甚至有时不符合草法。前一阵子，刘铮老师收到一部钱锺书旧藏书时遇到辨认困难的情况。钱锺书曾经迷恋章草，将字连在一起写，这使得辨认更加困难。然而一旦辨认出来，会带给人极大的喜悦。刘老师从旧藏书的流散意识到市场上或他人的书架上可能还有更多未被识别出来的钱锺书旧藏书籍，尤其是西文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钱锺书购买了大量书籍，其中一些实物目前仍有可能在市场上流传。只要留心观察，也许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书的馈赠”。
关于高峰枫老师对“西方伪史论”的评论十分值得关注。近年来，“西方伪史论”愈演愈烈，甚至有人真的相信了这个观点。高峰枫老师在《南方周末》上实名发声对此进行了评论和澄清。他提到何新的《希腊伪史考》一书以及作者专业知识欠缺的问题。高峰枫老师认为有必要澄清此事并撰写文章进行澄清。然而对于后续的回应和争论他并未过多关注。随着时代的浪潮不断前进，一批充满热情的人们将无稽之谈转化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些离谱的书籍竟然由正规的出版社出版并广泛传播。《南方周末》的记者就此事对我进行了采访，我本着“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原则，以克制、客观、冷静且温柔的态度撰写了一篇长达一千五六百字的评论。
“西方伪史论”无疑是一个荒诞至极的论调，背后隐藏着与当代政治、文化和思潮的复杂联系。对于这种论调的盛行，背后其实蕴含着一种情绪的反击：西方批评中国，我们也要反击他们；你批评我们，我们就要批评你；你给我一拳，我就要回敬两脚。真正的辨伪需要证据和逻辑的支持。遗憾的是，“伪史论”派往往忽视这一点，他们涉足的是专业领域的讨论，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才有资格发言。
我钦佩这些“伪史派”作者的勇气，如果他们的论点真的能够彻底驳倒西方学者，那将是一项了不起的学术成就。目前他们缺乏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仅凭热情呐喊。奇怪的是，当呼喊的声音足够响亮、足够长久时，总会有人被其吸引并选择相信。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以克制、冷静、温柔的态度表达专业意见，“伪史论”派也应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给出能够展开真正学术辩论的证据。
关于电子书的发展，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图书形式的改变带来了阅读方式的巨大变革。回想起我出国留学时，复印了大量书籍以备不时之需，但后来发现很多书都有了电子版，这让我感到十分沮丧。电子纸的出现为我阅读学术书籍和论文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于研究者来说，大量书籍无需实际拥有，读完一遍后，只需保留最精彩的论证和结论即可。电子书让学术阅读的数量和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为我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刘铮提到我们正处于从实体书到电子书的革命前夕，与十五世纪中期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后的状态相似。我也同意实体书终将会消亡，让位于更为便捷、贴合人体需求的电子介质。身处历史转换期的我们，更应该重视保存那些留有阅读者痕迹的书籍，以免它们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发展，电子书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时代，充分利用技术带来的优势，同时也要保持对知识的敬畏和追求，不断学习和进步。书，宛如一个富有深意的比喻，展现出了它的二元特性。它既拥有灵魂，又承载着肉体。这里的“肉体”，指的是书的物质存在形式，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圣经》中的新旧约章节，从古老的羊皮纸时代，跨越至谷登堡印刷时期，直至今天所使用的纸张形式。书还可以跨越语言的边界，就如同一个灵魂在不同的肉体中得到托生。尽管外在的形式千变万化，但其内在的灵魂始终如一。这个所谓的灵魂是否固定不变呢？我却不这么认为，它更像是由一系列字符组成的一种动态存在。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如果有人问我：“你读过《荷马史诗》吗？”我会感到难以回答。尽管我读过多种语言的译本，对这本书的内容有着丰富的了解，但我却无法用古老的希腊文去阅读荷马。在古代，它可能只是一卷薄薄的纸张；而在今天，它则是以我们手中的印刷书籍的形式存在。对于未来的人们来说，书籍的存在形式可能更为抽象，或许只需一个字符串在他们眼前轻轻飘过，就足以称之为书。每一本书都可以拥有截然不同的“肉体”。
作为一个钟爱古籍的人，我们对过去的“肉体”有着深深的迷恋。我相信历史的趋势会让我们最终化为尘埃，变得微不足道。这些书籍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湮灭。但我们如今如此努力地想要保存它们，恐怕更多的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带来一种心灵的慰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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